当我在网上写下第一篇文章，我从此产生一种自负，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类型的人。在我的解释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怀有偏见并作茧自缚的人，他倒不是想为万世开太平，或有精神上的利他主义嗜好。但他就是觉得必须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自己作一种无罪辩护。否则活着就不自在，睡着了也不香。因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有一部我激赏的许鞍华电影《千言万语》，里面一个社区领袖叫邱明宽，他说，“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非技术性的）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原罪。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

……

但自负本身不产生知识分子。健康的自负产生原罪感，糟糕的自负产生狂狷。只有在原罪之下，我们有时内疚，有时愤怒——这才是两种对知识分子来说必不可少的情感。我指的是以公开批判为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内疚会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以学术为业”的、属于学者的泛信仰主义，但不一定产生表达的饥渴。从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从内疚到愤怒的过程。我说的愤怒甚至不是一种心情，更非面容。我定义的愤怒是知识分子身在全权主义时代的一种高贵品质。不必剑拔弩张，也不必心跳加速。公共知识分子正是愤怒与理性的一种结合。也是我想做、在做、发誓要做到老的一件事业。我喜欢用龚自珍的一句诗来诠释这种知识原罪之下的愤怒品质：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言说是如何挣扎的，愤怒就是怎样炼成的。静坐书斋，但内揣愤怒。这是我能想见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手敲键盘时的气度。就像我曾经喜欢的歌手张楚在《厕所和床》中唱到：“我闭紧嘴唇，开始歌唱”。在这大时代，该愤怒的人如不愤怒，不该愤怒的人就抢着愤怒。该自负的人不自负，不该自负的人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能言说的人不动口，不能言说的人就会动手。

对我来说，“值不值得写和说”这个问题分开两部分，就是“值不值得自负”和“值不值得内疚”。所以我并不把写作和思考当作一种成就。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说出来的思考就是放弃思考，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不说出来的批判就是顺从。形而下之，我要赖写作以谋生，这固然毋庸讳言。形而上之，我则把我身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当作是我与这世界、与他人之间的一份契约，一种具有超验主义背景的契约。它隶属于一种不成文的、分散化的，思想深处的宪约。隶属于一部在性质上接近《新约》、在内容上接近《大宪章》，在文字上接近《道德经》的，人心中的宪法。我所追求的自由言说，以及这些言说所追求的成效，无不在这样一部精神界的“宪法”之内。

                       ——王怡     节选自《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转自“王怡的麦克风”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