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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桶桶的桶
这里是一个支教者的博客，它极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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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东西造就一个人
各人经验虽然不可直接借
鉴，但普天之下无新事，在最初的这30年里，有限的时间和环境的互动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1.1]简要描述一下它们。
第一个时期应该是7岁时得重病住院了，在北京儿童医院过了几个月孤独的集体生活。影响是过早地嗅到了悲伤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且推迟了上小学的时间，使我跟同班同学无法同步，导致早熟。
第二个应该是在西安上了三年民办大学，西方音乐及亚文化启蒙，民主自由启蒙，互联网启蒙，写了半本小说，从而又影响了离校后的三四年时光。
第三个应该是02年在云南，印刷了那半本小说，连续三天没饭吃，第一次看见雪山，从此对生存不再恐惧。读了王小波和1984。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时间和地点都是偶然到达的，但它们对生活轨迹和心理轨迹都有很大影响。
愤怒的，虚无的，纯凯鲁亚克式的状态写作。
是很常见的自传体式处女作，语言上有点小才情，贵在诚实。受当时青春小说风潮影响很大。
我当时就认为我所在的这个学校是复制这个社会的体制，而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扭曲而疯狂。应该是把自己跟现实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
基本不考虑未来，属于疯狂恶补和为自己洗干净脑，找自身位置的时期。
启蒙都是激情冲动又不无鲁莽的，但是年轻真好，不管不顾，无牵无挂。它带来了一段阳光灿烂式的残酷青春，逼得自己扯虎皮舞大旗，不是英雄也不是天才，但楞生生给自己绑了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
从根上说还是一个时间过程，你经过时间，像万物生长一样，时间向你徐徐敞开世界。
很多方面没有，而且很执拗，就好像驯服自己对自己有致命伤害似的。
长大的状态应该是不再朝三暮四，不再轻言放弃，不再以积极行走之名行消极逃避之实。勇于死扛，勇于扛过去想想都害怕的东西。
小朋友如果能在舒适而开心的环境中一直长到自己能为自己做主的年纪，那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由于本人尚未完全长大，这个问题尚还属于不敢想或说不敢扛的范畴。这种情况下生孩子确实有点不道德。
有。自由。
追求过自由，其实也是想要更多更绝对的自主权。
得到了，是到目前为止人生最令我欣慰的事情。
为自由付出努力和代价的过程，正是最终内心自由的组成部分。对这一从未怀疑且非做不可的事，价值判断早已忽略了。
希望自己在任何时候死去都了无遗憾。
现在仍然有这个希望，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如果此刻死了，遗憾还是有的。
希望可以在死前完成一件足慰平生的东西或事情。
这种怀疑是经常出现的。比如我想写个牛逼的小说，但我迟迟不动，久久听不到内心召唤，于是就怀疑是不是自己追错道了。
挺痛苦的，迷茫甚至可能成为无所事事的常态。
做一个低调悲观的人，在没有得到内心召唤之前，只做立竿见影或眼前得利的事，以安慰自己是在享受或谋生而不是在浪费时间。
绝对不是。
这段时间一直在工作和换工作，基本就是谋生，没什么特别，大不了就是干烦了就逃走，取旅行一圈。影响是让我过上了不愁生计的日子。
没有规划，连职业规划都没有，只有短期的鼠目寸光，剩下都是随遇而安，命运抛给我什么午餐我都照单全收。
那次支教其实也只是一次逃跑，只不过当时我认为我是要找寻安宁，实际上最后我反省过来我只是想要休息。
嗯，那是个随意的决定，但那是一件正确的事。
还会，因为逃跑本来就是跑得越远越好，那当然总是会选最陌生的地方。
几乎没什么困难，身边朋友都挺兴奋的。
总共在那里生活了约10个月不到。
当时还是有很多的好奇，还有就是旅行的兴奋，还有就是逃兵的喜悦感。没有什么既定希望，希望自己做得能过自己这关吧。
休息够了，休息不下去了，环境也发生变化，学校也不再缺老师了，就离开了。
是，没人能聊天是很孤独的。
上网，或着忙起来。
影响不大，没有对人生轨迹和性情产生什么决定性作用，思考也都是限于平时的水平，见到过一点奇迹奇观什么的，但对于我这样的宿命论者并不会很惊讶。最大的影响就是很盲目很无厘头很不负责任地搞了对象结了婚。
思考了一些民族问题和教育问题，但只是浅尝辄止，我对这些问题兴趣不大。
高海拔的生活能力较强，身体还不错，不长肚子。
特殊情况特殊心态下，人生出现了乱七八糟的延伸，结婚是这些延伸的结果之一，另外那些延伸都未取得具体结果就夭折了。总之，糊里糊涂地影响使宿命感更强烈了。
藏民对外人还是很谨慎的，呆了10个月我也仍然还是外人。藏文化我了解不多，从日常俗事来看跟大陆农村区别不大。文化被经济所征服，全世界都在发生，他们也不例外。 对我个人就是生活在农村的感觉，空气很好，风景不错，浮生偷得半年闲。
唐卡是宗教衍生品，应该属于工巧明范畴，像大陆的皮影或剪纸一样，活下去就沦为商品，死掉就成为古董。大概是注定与艺术无缘的东西。
藏语是字母语言，感觉跟阿拉伯语等类型很接近，也有方言，也出现许多分支，保护语言其实意义就是保护文化多元化，东有吴刚砍树，西有西西弗斯滚石头，在人间多一种表述终归是很美好的事。 藏民学汉语就像我们考托福，是不得已的事情，有人爱学有人不爱学，但已经不以兴趣为转移了。如果说比喻成考托福不恰当，那想想我父母那辈很多人都学过俄语可能更容易理解了，政治一半，交流一半。
从谋生这一基本人权来说，他们学汉语正在变成必须的事情。 众所周知谋生这一基本人权应该是无条件的，现在莫名加上一个语言适应的条件，很难说是正确的事情。 但又及，普遍的平等至今仍然仅存在于人类的想象和文本之中。
最大的差异是他们的身体结构可能更适于高原生活，他们到平原上来反而有诸多的不适应。剔除文化差异，大家都是自然人，就只剩下人种分别了。 他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权中心。容易快乐或满足。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考虑未来。
普遍来说，支教是松散的（或另一极端是有预谋的），杯水车薪的，过于个人英雄主义的短期行为，教育状况不能指望靠支教来改善。（由NGO或NPO全权组织的公益教育项目除外，他们属于公民社会的民间力量。）
对支教者本身就是付出时间，同样的时间经验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无法讨论。被支教的学生普遍情况单纯，有个老师就不错了，没什么选择余地，碰上好的很幸运，碰上差的也谈不上抱怨。 其实，普遍来说，对两者的影响都不大，主要还是看各人心态如何。
对我这个案例来说，本来是冲休息去的，结果瞎忙了好几个月，肯定也是帮到了一些人，积极作用是有的。对个人来说，至少使我免于在成都颓废或患上抑郁症。
没有既定的公共信仰。
我信仰人的生活，信仰敬畏是应该存在的。
免于恐惧，免于绝望，免于过度放纵。利于反省。
内心的召唤，灵魂的安宁，自我意识和宇宙定位的交相辉映。
对我来说，实体宗教是一半的懒汉和一半的圣徒。宗教信仰帮助人们免于迷失和恐惧，注意，是帮助。
不同于大陆的现世报信仰，他们信仰来世，他们对地狱怀有恐惧，对天堂（西天）怀有向往，所以罪大恶极泯灭人性之事发生的不是很多（种族冲突须另外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寺庙教诲的作用。
需要感谢我大姐张劲楠，不是亲大姐，但比亲姐还亲，没有她的帮助，我在青海是活不下来的。还有我小学四至六年级的班主任陈晓杰老师，她在班上搞自发提名的班长民主选举，我曾经当选。还有在上海帮助过我的王蓓、马莉，在云南帮助过我的很多人，在青海跟我合作的小学校长傲赛多杰，在北京一起共事过的很多好同事。
书有《晃晃悠悠》、《我的精神家园》、《1984》、《刀锋》、《局外人》、《大师与玛格丽特》、《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及杨波的系列有声杂志《自由音乐》等。 电影有《四百击》、《十诫》、《夜》、《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一》、《小武》，纪录片《铁西区》等等。 人有路内、小镇、左弘、王怡、刘喻、罗永浩、我的父亲。
唐卡展览失败后重操旧业做广告，轻车熟路，衣食无忧，百无聊赖，试图拍话剧或短片，最终流产。
是个奇特的地方，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地球村，丰饶的土地，美丽的国度，文化多元化，家大业大问题多。
应该还会回来，在中国待了30年了，不是家也成家了。
想学影视剪辑，为转行影视语言做努力。
我在中国算是个城市白领，异见人士，右派愤青，没谱青年，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在悲观的心上，有不服从的火，认为人的生活是可以达到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信仰普世价值+终生良心不安。
应该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在思考的痛苦和安慰中摇摆，犬儒主义者是不直面痛苦的，虚无主义者是感觉不到安慰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摇摆的。狭义愤青是不自由的。我有幸都路过了他们。
好人大概都是对普世价值平等正义抱持信心的人，是良心不泯的人。这样的人，对公民社会有用，对专制社会有害，他们有维护常识和人性底限的作用。
我在人类群体中进行社会生活，为了分清你我，为了基本尊重，我在社会中对他人负有伦理或人道的责任，我履行责任就是维护普世价值。
生活是值得过的，是生命的实用意义单位，努力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人的乐趣所在。
幸福是遵从内心召唤，实践自己，并得到灵魂的认同。
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生活，是每个月都能有个机会跟美好的人和智慧的人彻夜长谈一次。
应该是毕业初到上海找工作的时候，逼得就差打劫了。
真到了那个份上，怎么过都是要过来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我对二人世界很失望。。。我觉得二人的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效率低下，互相浪费时间。进一步说，我被婚姻的贫乏给挫败了，我觉得以家庭为单位的婚姻契约，作为男权社会的产物，人类终将抛弃它。家庭是生物繁衍单位，不是生活要素单位。
怀疑。 召唤。 宿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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